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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谈“国民性”

2018-07-07 02:43来源:原创投稿 作者:漫卷诗书 阅读:536
1、 在19世纪末,由于“老大帝国”的积贫积弱,于是有人开始论及中国的“国民性”问题。最早是一个叫亚瑟。亨利.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,他的著作《中国人的性格》,系统地概括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:重面子而善于做戏,过度节约、勤劳耐苦但漠视时间,马马虎虎、思绪含糊,坚韧、善忍,缺乏同情心、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;极端迷信、爱传谣言,因循守旧、相信经验、固步自封。他还说:“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,就像卢梭的《忏悔录》那样情感高尚,但他们的行为却极其卑鄙。他砍下十万个头颅,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。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,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,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。”鲁迅先生逝世前曾著文希望有人能翻译此书“立此存照”, 一个多世纪后2010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此书。 2、 自史密斯以后,中国人的“国民性”就常被人论及,其中批判最激烈且最深刻的是鲁迅先生。鲁迅是一个文学家,因而他的批判论点大多体现在他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中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阿Q。阿Q是一个无产阶级“流民”,上无片瓦、下无立锥之地,生活潦倒,但他却过得很快乐,因为他有一种“精神胜利法”。常夸耀过去,“先前比你阔多啦”,又常悬揣将来,“我的儿子会阔多啦”。他常被人打,打败了却想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”,于是他胜利了。当别人要他承认是“人打畜生”时,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“是打虫豸,好不好?”但他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,除了“自轻自贱”,剩下的就是“第一个”,“状元不也是‘第一个’么?”他又胜利了。如若这种种“精神胜利法”都不能胜利时,他就用力打自己两个嘴巴,他就觉得打的是自己,被打的是别人,于是他又心满意足地胜利了。甚至在最后被官府审讯要他画押时,他竭力想画得圆一些却没有画圆,立即又想“只有孙子才画得圆”于是又心理平衡了。他虽然常被人欺负,却也常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,比如被“假洋鬼子”打了之后,就去摩小尼姑的头,他的理由是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?”还当作一种“勋业”飘飘然陶醉在别人的赏识和哄笑中。“精神胜利法”使他在受压迫、剥削的悲惨地位中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心理平衡。 阿Q的性格中还有许多别的“国民性”特征:具有“圣经贤传”的封建正统观念,认为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。维护“男女之大防”,“凡尼姑必与和尚私通,一个女人在外面走,一定是想引诱野男人;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,一定要有勾当了。所以为惩治他们起见,他往往怒目而视,或者大声说几句‘诛心’的话,或者在冷僻处从后面掷一块石头”。他竭力维护头上的那条辫子,尤其“深恶而痛绝”“假洋鬼子”的就是他的一条假辫子,他认为“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”,他的老婆会跟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,不跳第四回井,也就不是好女人。当人们不来找他做工时,他就认为是同样被人欺凌的小D抢去了他的工作,找小D打架。他认为革命就是“造反”,而“造反便是与他为难,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”;但当他看到“革命”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这样害怕,于是他又神往“革命”了。他神往“革命”的目的是什么呢?“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,跪下叫道:‘阿Q,饶命!’ 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,还有秀才、假洋鬼子。直走进去打开箱子:元宝,洋钱,洋纱衫,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,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, 自己是不动手的,叫小D来搬,要搬得快,搬得不快打嘴巴。赵司晨的妹子真丑,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。可是当“假洋鬼子”不准他“革命”后,他又满心痛恨“革命”,想立刻把参加革命的标致――盘起来的辫子放下,又想:“ 造反是杀头的罪呵,我要告一状,把你抓进县里去杀头,满门抄斩!”他还“自尊自大”,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,又认为别人“还不配”。瞧不起城里人,城里人将三尺长三寸宽的木凳叫“条凳”,他认为这是错的应该叫“长凳”;城里人煎鱼加上切细的葱丝这也是错的,应该用半寸长的葱叶。他瞧不起王胡,因为他长着一部络腮胡子,“令人看不上眼,他能坐在王胡身边实在是抬举他”;而当他看到王胡捉到好几个大蚤子,他好不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,放在嘴里一嗑又不及王胡的响,于是又感到受了侮辱,又与王胡打起来,打败了又喊: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:辛亥革命以后审问犯人已经不用下跪,但阿Q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了,审讯的人喝道“站着说!不要跪”,但阿Q总觉得站不住,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,终于又趁势改为跪下。 3、 在论及中国人的“国民性”的观点中,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先天就有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。其实,我们的祖先早先全不是这种性格,至少其劣质没有后来这样突出。例如“忍耐”,这是被我们自誉为坚韧、安份、忍让等美德的,但其实只是一种怯懦。欧美的民族,大多有一种“尚武”精神,他们的男人像真正的男人,粗犷、豪放、潇洒、大度。在欧洲中世纪有一种“决斗”的风气,一言不合,拔剑而起,明知会死在对手剑下,也绝不退缩,绝不求饶。俄国杰出诗人普希金,沙皇政府设下圈套,让宪兵亵渎他的妻子,他为了尊严与宪兵决斗而逝。另一杰出诗人莱蒙托夫,因写诗揭露政府迫害普希金而被放逐,也死于决斗。我们古时也是这样的男子汉,多慷慨悲歌之士,荆柯刺秦王,明知一去不还义无反顾。三国时期是男人的世界,在鼓角争鸣中、刀光剑影里,立马横刀,耀武扬威。梁山好汉们,“路见不平一声吼,该出手时就出手,风风火火闯九洲”。可是后来男人的胡子渐渐短了,脸皮渐渐白了,猛士变成了小生。《西厢记》中的张生,“多愁多病身”,害了相思病,要死要活,不死不活,他最了不起的“壮举”就是半夜爬墙头和莺莺私会;那也只是“色胆包天”,所以后来连那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小姐也评论他是个“银样蜡枪头”。贾宝玉本是有胡子的,却剃得光光,像个娘们,整天和一帮娘们混在一起。“温良恭俭让”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,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,“得让人时且让人” ,少年老成,“两眼看地,一脸死相”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群真正的男人,他们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,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800万美械化国民党军。因为这支军队的统帅是个刚强的人,可见有什么样的统帅就能塑造什么样的军魂,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国魂。 4、 再如“奴性”,就是顺从。汉人统治就做汉人的顺民,蒙古人来了就做蒙古人的顺民,满清来了又做满清的顺民。漠视国家、民族利益,明哲保身,对上谄媚,对下残暴。然而在明末以前,中国人的奴性还没有这样的极致。历朝历代不乏刚正不阿、敢于直言甚至以死抗旨之人。春秋时伍子胥,力谏吴王夫差杀越王勾践,又反对北上伐齐争霸,被赐剑自杀。三国时刘璋欲迎刘备入西川,从事王累倒悬于城门之上,一手执谏章,一手仗剑,刘璋仍未纳谏,遂自断绳索撞死于地。南宋秦桧心狠手辣,残害反对异已,但偏有一批正直大臣不怕他。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请斩秦桧与孙近、王伦之头,并力反皇帝与金国讲和,被贬边地。参知政事(副宰相)李光,因反对议和被罢职归乡里,“每言秦氏(秦桧),愤切慷慨,形于辞色”。他听到宰相赵鼎被贬海南“悲忧出涕”时说:“岂能作儿女态呀!”“目如炬,声如钟,其英伟刚毅之气,使人兴起”(陆游《跋李庄简公家书》)。明朝海瑞,反对嘉靖皇帝“迷信巫术,生活奢华,不理朝政”,备好棺材,将家人托付朋友,抱必死决心上疏。 我们自古也从不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:汉朝苏武被留匈奴18年,持节牧羊,饮雪吞毡。三国严颜宁做断头将军,不做投降将军。晋朝竹林七贤中的稽康、阮籍、刘伶和陶渊明,为保持独立人格拒官辞官,隐逸山林。唐朝张巡、颜杲卿,安史之乱城破被俘,骂贼不绝,慷慨就义。南宋文天祥,国亡被俘不当元朝宰相被杀;谢枋得屡拒元朝征召不得绝食而死。明朝方孝孺,坚拒为发动“靖难之役”的燕王朱棣写即位诏书被车裂,并被诛“十族”。满清入主中国时,江南人民“留发不留头”;黄宗羲、顾炎武、屈大均、王夫之、张岱一大批仁人志士,或披发入山,或削发出家,或参加武装抗清;清初武装抗清运动持续几十年…… 中国人的奴性特征,发展至明末清初逐渐显著。李自成攻进北京时,明朝在京两、三千名官员只有20人自尽,其余争先恐后往大顺政权报名请求录用。给事中时敏报名时 大门已关,敲门大呼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,牛金星说:“公老矣,须白矣。”刘连忙分辩道:“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,某未老也。”勉强被录用。明朝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小房里,从窗户中对看守人说:“如愿用我,不拘如何用便罢了,锁闭作何解?”但不久满清进北京,他们又纷纷改换门庭,作了大清的官员。清军向南进军时,明朝的叛臣降将可没少出力,范文程、洪承畴、吴三桂成为清朝开国元勋;南明弘光政权中的阮大铖,国破家亡,不思同仇敌忾,共御外敌,大报私怨,迫害东林、复社人士,南京城破后降清,带领清军攻打江南,一路唱曲取媚,至闽、浙仙霞岭时,清将领说他年纪大了劝他乘马上山,他愈发卖弄精神,步行登山,脑溢血而亡。张献忠集体屠杀成都人民,百姓皆跪伏于地悲哭求赦云:“大王万岁!大王是我等之王,我等是大王百姓,我等未犯国法,乞大王赦我等无辜小民。”鲁迅先生说:“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,怎么会总是缩手伸颈地等他杀,一定要清朝的肃王来射死他,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。”到了清朝末年,革命要来剪满清的辫子,满人当然不愿意,而汉人也忘了两百多年前的杀头之痛,痛哭流涕地拼命地要保存辫子。清朝与历朝不同,没有出过一个敢于抗旨直谏的名臣,朝堂衙门里高悬的牌匾是“一堂和气”,他们口口声声是“奴才领旨谢恩”,汉族大臣虽不称奴才而称臣,但其实是更在满族奴才之下的奴才。被皇帝杀头抄家还要谢恩,年羹尧谢恩折子上迟了两天,就被雍正大骂为“世上从未见之忘恩负义之人”。 大清国终于完了,中国人由“奴才”变为公民,但奴性却并没有改变,只是名称由“顺从”变为“服从”。共产党高举的是反帝、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,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,却造就了一个超绝对服从的人民。早在共产党建党之初,总书记陈独秀就“一枝独秀”,实行“家长制”、“一言堂”。以后实行的是书记说了算的“书记专政”。到了“延安时期”,毛泽东规定了“四个服从”即:个人服从组织,少数服从多数,下级服从上级,全党服从中央。但只实行了后两个服从,一切服从上级,尤其是服从“一把手”,而中央是最高的上级,“组织”和“多数”也必须服从“上级”少数人和“一把手”个人,连年青姑娘谈恋爱也要服从组织决定。蒋介石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指挥不动军队,不仅杂牌军他指挥不动,就是中央军也常指挥不动,淮海战役时黄伯韬兵团被围,他急令邱清泉、李弥等兵团救援,但邱、李就是不听。所以毛泽东评价蒋介石“搞民主他没有这个雅量,搞独裁他没有这个本领”。共产党的军队,各级令行禁止、步调一致,一切行动听指挥,无往而不胜。这在战争年代、在军事作战中是无可非议的。但在其他领域、特别是和平时期,就会形成专制和“奴性”。 林彪最精确地概括为两句话:理解要执行,不理解也要执行。这是典型的“愚民政策”。在“文革”以前,还能听到一些不同意见,最著名的就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上《万言书》,“文革”结束至今就不再听到“杂音”。领导有时也会发扬一下“民主”,“高价收买”群众意见,但只要不涉及自己利益谁会去找不快活。本为相互批评的“民主生活会”也全是相互吹捧。从中央到地方,各层各级干部,所见只是奴颜婢膝、拍马谄媚、歌功颂德,女干部们只恨不能“以身相许”,但他们转过身来对待下级,却又是颐指气使、不可一世,对待群众更是凶焰万丈。我常常感到悲哀,古代那样黑暗的专制统治,还有那么多刚正不阿的官员,而现在怎么就连一个敢讲真话的人都没有呢?干部如此,“群众”又怎样呢?中国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好管理的人民——无论你要让张三、李四还是王五、刘六当人大代表,他们都会规规矩矩地在选票上画圈;干部和他们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,偏喜欢打听、谈论干部的事情,并以此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;他并不准备请干部办事,但偏要巴结干部;看到任何干部都敬畏,腰也弯了,腿也软了,讲话也结巴了,进了政府大楼连气也不敢大声喘,倒杯茶给他、和他握下手就受宠若惊得不得了,在椅子上如坐针毡,用屁股边挨着椅边;被干部欺负,并不觉得委屈,反而觉得就该这样,而欺负他没有欺负别的群众,他就会觉得委屈;干部欺负别的群众,他不会站在群众一边,他心里会觉得平衡,还会为干部“帮腔”、“帮忙”;他在干部面前是一只小羊,但他又将比他弱小的群众当作小羊…… 5、 又如“自大与自卑”。这种国民特性也是从清代开始显著起来的。乾隆皇帝就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主儿,他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、老大,英法等国都是还没有开化、满身长毛的蛮荒小邦,中国的国力最强盛,人民最富足,文明最悠久;中国地大物博,不需要外国的任何东西。因而他固步自封,闭关锁国。然而他逝后仅40年,帝国主义的舰炮就轰开老大帝国封闭的国门,于是,在屡败于外国之后,在西方先进的科技、发达的工业、进步的思想面前,国人又产生了自卑的心理,总觉我们万事不如人,将中国的传统一笔抹煞,主张全盘西化,以胡适、陈序经等人为代表。自卑总怕被别人瞧不起,因此又极好“面子”。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有这个特性,就常常将“面子”送给我们而换取实惠。洋人到清朝总理衙门来讨利益,一通威吓以后,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,但离开时却将他们从傍门送出,傍门是供下人出入的,洋人从傍门出入就是失了面子,而我们也就是有了面子。李鸿章和外国签订了许多条约,虽然都是丧权辱国的条约,但他在签订是却极有威严,不失一个大国总理的身份;还要在条约中写上“我大皇帝恩准该夷如何如何”的字样。我们1956年才能制造汽车,却要在“十五年超英,二十年赶美”;我们温饱还没能解决,却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要去解放他们;“文革”时中国人民勒紧裤带,却把大米、煤油、熊猫牌香烟“无私”援助阿尔巴尼亚、越南,后来越南和我们打仗时,工事里堆的不是沙包就是我们的大米袋。我们可以将“民生”放在次要位置,“倾一国之力”将奥运会办好,因为这是面子。我们国内的事还没有办好,却要到世界上去管事,显示我们“大国的形象”。我们的GDP增速世界第一、GDP总量世界第二,因此我们又口口声声自夸是世界经济大国,要“带”领世界人民共同走致富之“路”,让帝国主义制造“中国威胁”的神话。层层级级政府也都将“面子工程”当作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可是我们又非常自轻自贱。外国炸了我们驻外使馆,政府劝谕要上街游行的大学生:“等我们国力强大了,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了。”国家领导人参加国际会议,被安排站在美国总统身旁照相,媒体就大加渲染,专家还出来解读。官员、富商、影视名星的儿女纷纷出国定居、留学。嫁个台湾街头瘪三也以为当了太子妃。连马桶盖子都到日本抢购…… 6、 还有种种国民特性,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。那么形成这些国民性的根源又是什么呢?就是长期的专制政治统治和专制文化熏陶。中国也许是施行专制政治时间最长的国家,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到清朝的覆亡达2132年,而欧洲的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只有1000年。在专制制度巨大磐石的重压下,人民就如小草一样扭曲地生长,就形成了被扭曲的人格:深重的苦难,沉重的压迫、剥削,使他们常寄希望于新的统治者,因而对于“改朝换代”不仅没有痛切之感反而还有幸灾乐祸的心理;他们有着浓厚的“忠君”意识,但只忠于皇权,而对某个具体的皇帝则如对待老婆,老婆不能没有,但老婆可以另娶,无论哪个上台,都跟百姓没关系,或者谁给饭吃就拥护谁,即使异族来做皇帝如元朝、清朝,也没有太深的亡国之痛,爱国主义淡漠,出了很多汉奸。残暴的酷刑和杀戮,摧折了人的阳刚之气,也使人变得残忍;猛于虎的暴政,使人畏惧官府,巴结权势,自卑、顺从、奴化。生命、利益受到侵害告状无门,便寄希望于明君、清官、因果报应。深重的苦难使人漠视他人的苦难,缺乏同情心,别人受难反而更觉心理平衡,缺乏互助,一盘散沙。实行“愚民政策”、“蒙昧主义”,受不到教育,使他们反对科学、崇拜鬼神;缺乏“知情权”,使他们喜爱打听“宫闱轶事”,传播谣言;闭关自守又使他们盲目自尊。而专制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中的“君君臣臣、二十四孝、君权神授、等级特权、温良恭俭让”等核心价值观,又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,娇正了他们失衡的心态,而让他们安身立命,不求今世求来生。 乾隆皇帝编修《四库全书》,至今还被国人津津乐道为一代圣举,但他删去了古书中反抗的文字,让人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原也是有“骨气”的;他疯狂地制造“文字狱”案,打掉了中国人仅存的一点活力;他的“闭关锁国”政策,彻底关闭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。中国的衰败,就是从乾隆圣世开始的,中国人的“国民性”,也是从他那时开始达到极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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